伪首都青年、伪上海青年、伪纽约青年和县城青年

关于中国人有很多种分类法，我以为最有趣的是按照出生地的行政级别来划分。通常我把人分为六类：农村人、小镇人、县城人、省城人、上海人和首都人如果再细分一点可以把地级市也算进来，不过地级市本来就是中国特殊行政区划下的一个怪胎，特色并不鲜明，所谓地级市无非是个大一点的县城罢了；再加上近几年县域经济蓬勃发展，撤销地级市实行省县两级体制的呼声甚嚣尘上，所以不作考量也不影响大局。

为什么要把上海和“首都”（注意是首都而不是北京，因为北京人的特性很大程度上是由首都这一点而来）单独列出来呢，想必各位也都有同感，因为北京和上海具有极强的地域文化和独特的城市文化，不但无法和省城归类在一起，它们俩也是无论如何分不到一组的。至于其他的大城市，哪怕再大，哪怕是所谓全国第三城广州和第四城成都，也仍然只是一个地方性的、而不是全国性的城市，和其他的省城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至于天津和重庆，虽然也是直辖市，但气候未成，也不够格另立一派。唯一值得商榷的是深圳，或许可以再加一类叫“特区青年”？

中国所有的事情都深蕴着一种非常东方智慧和实用主义哲学的矛盾统一，在某一个层面是一回事，但是在另一个层面（比如潜规则下）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而我的“中国社会层次分类法”，也毫不例外地体现了这一点：各个层次既泾渭分明戒备森严，又水乳交融互相勾兑。

比如说农村。恐怕绝大多数有城市户口的人都绝不愿意自己与这两个字有任何实质性的关联。可是去问问那些在北京的公交车上对着把永定门说成永屁股门的河北老农避之不及的首都青年们，或者问问上海滩那些白领骨干精英们，大多数人的童年一定会有一段和农村有关的记忆。那住二环三环的一定有一个六环七环河北保定的表叔表婶，虹口普陀的里弄里走出的小囝小囡也一定有一个宁波或苏州乡下的外公外婆逢年过节捎来点黄泥螺。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今天的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城里人。毕竟我们才刚刚从农耕社会脱胎而来，大规模的城市化才刚刚开始，每一个城里人都还有一个没有进化完全的农村的尾椎骨，小农经济的基因还潜藏在每一个人的血液里。所以今天各地的城市文化，小农趣味的意味还浓得很。也许再过几代人，等中国的城市化有了点历史和沉淀，这一切才有可能改变。

而更有无数的农村青年、小镇青年，到城里上高中中专大学，从此兴高采烈地做县城或省城青年，或者堂而皇之心安理得地做上海青年或首都青年。社会学家们都在说民工潮引发的中国社会人口大流动，但是好像没有什么人研究过每年通过升学就业这个渠道进行的规律性的人口流动，其实我觉得前者只是一时的，对社会的影响也只是外层的冲击，而后者才是真正地重新塑造中国社会的肌理，是一种持续的、有序的、深远的质变。

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管怎么换马甲，本质是很难改变的。一个农村青年进城之后也许不再喜欢读《故事会》了，一个县城青年考上北京上海的大学之后也可能会觉得《读者》不太适合自己的品味了，可是总有一些东西是无法更改的。哪怕是在今日数字时代弄潮的互联网英雄、福布斯榜前列的富豪如丁磊，据说会客时仍改不了在桌底下不由自主脱鞋的农村青年本色。一个从小在县城或小城市长大的人，和一个从小在北京上海长大的人站在一起，哪怕前者也在北京上海生活了很多年，但是你还是很容易就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区别。我不知道我的印象是不是来源于我度过青春期的那座温和安静的小城市给我的错觉——我觉得县城青年通常是温和的，柔软的，沉静的，不动声色的，不事声张的。还有，县城青年通常对省城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比之全国人民的首都情结，它绝无政治意味，并且更朴素、更家常，没有县城生活经历的人大概很难体会。当然，各省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在江苏这样人格分裂得厉害的省，苏南县市的人提到南京大概不会有太强烈的特殊感觉。而在浙江这样一个全国最自恋的省，全省人民空前一致地热爱着省会杭州。比如温州台州的富商，买房的第一站不是北京上海，而是杭州。而且他们在北京上海买房，那是炒楼，投资而已，而在杭州，他们一定会留一套给自己住。所以杭州的房价就这样被温台商人哄抬到比北京还高。再比如像我，时至今日，在北京上海纽约生活了十一年，提到杭州这个我没有任何一次停留超过三天的城市，我的心里都会涌起难以言喻的亲切感，而那些坐大巴在盘山公路上翻山越岭颠簸六个小时去省城的童年记忆依然栩栩如生。

前几日和导师聊天，我谈到说希望自己不要有太强的中国人的身份感，我更希望自己首先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世界公民，其次才是中国人。其实说这话心底觉得直发虚，因为我早就悲哀地发现，我虽然做过几年伪上海青年，伪北京青年，现在是一个伪纽约青年，但是本质上我还就是一个县城青年，到今天连县城这个标签都扯不下来，又怎么忘得掉中国身份。